导语

1980 年，王晓玉刚到香港落脚。他做的第一件事，是把在台湾的弟弟带回广东顺德，兄弟俩一起建起一家家具厂。

那时距他父亲王剑秋离开大陆已经三十一年。王剑秋是黄埔军校七期、中央军校一期毕业生，1949 年随军赴台，把年幼的儿子留在了大陆。一道海峡把一家人分成两处，最后是靠一单生意重新坐到一张桌子上的。

又过了十七年，王剑秋的孙子王宗泽在香港出生。他在香港读完小学低年级后转到北京，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政治学、经济学与哲学专业毕业，如今任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、战略委员会执行主任，另一个身份是黄埔军校同学会三代组员。

"无论身处内地、港澳台还是海外，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情感认同始终很深。"他说，这种认同不是抽象概念，而是在不同地方生活时反复得到确认的一种归属感。他也愿意把它讲得更实一些：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，每个人的位置和能力不同，但都可以找到承担责任、参与其中的一种方式。

说到家，他的说法反而更冷静：作为家庭成员，可以享有住房、出行、餐食这些基本保障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资产未来会顺理成章地归属于自己；基本保障之外，事业要靠自己开创，家族能提供的支持仅限于经验分享。

这篇访谈从黄埔家风与跨地域成长谈起，沿着求学、实业与公益三条线索，呈现这位青年企业家对家国责任的理解：以商业积累拓展公益边界，让一次帮助沉淀为持续发展的能力。

人物名片

王宗泽，1997 年 4 月生，祖籍安徽，爱国企业家王晓玉次子，祖父王剑秋为黄埔军校七期、中央军校一期毕业生。小学就读于香港英基白普理小学，后转入北京顺义国际学校、北京爱迪国际学校。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政治学、经济学与哲学专业。现任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、战略委员会执行主任，并任黄埔军校同学会三代组员、中外企业家联合会青年委员。

一、黄埔家风：在迁徙中确认文化认同

问：您出身黄埔后代家庭，又在内地、香港和海外生活过。这样的成长经历，如何影响了您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情感认同？

答：幼年在不同地方生活和学习，让我比较早接触到不同地域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，也逐渐形成一个整体视角：个人无法完全脱离群体，事业也无法脱离社会环境单独成立。无论在内地、港澳台还是海外，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情感认同一直很深。这种认同不是抽象概念，而是在不同地方生活时反复得到确认的一种归属感。我也很欣赏潮汕文化里重视乡情、互助与共同发展的传统。如果把"胶己人"所代表的信任与互助，从地域乡谊扩展为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与合作意识，这种凝聚力就不只服务一个小圈子，而可以成为连接不同地域、不同背景人群的力量。我希望自己未来参与和推动的事业，也能成为这种连接的一部分。

问：您刚才提到幼年在不同地方生活和学习。能具体讲讲那段成长经历吗？

答：从记事起，父母的工作就一直很忙。我不需要完全跟着父亲奔波各地，但光是幼稚园就换了六七家——对几岁的小孩来说，这已经算是很频繁了。不断适应新环境的过程，也让我养成了比较外向的性格：不开朗一点，来不及交上朋友。小学最早在香港英基白普理小学，到北京后读顺义国际学校。父母担心我的中文基础不够扎实，又把我转到双语制的北京爱迪国际学校。还有一件现在想起来很好笑的秘密：当年学校高尔夫球队训练可以不上晚自习，这其实才是我一开始加入高尔夫俱乐部的真实动机。

问：学校不断更换，家庭教育又是怎样跟上的？

答：父亲是很传统的儒家派家长，从小就请国学老师来讲私塾。这部分对我后来心智的塑造影响比较深，我的中文和传统文化的底子，是那个阶段打下的。

问：除了家庭，您后来结交的朋友和同辈人，对您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影响？

答：影响比较深的不只是地域，还有身边人多元的家庭和行业背景。关系近的朋友有一个共同爱好，就是聚在一起头脑风暴，一坐几个小时，分享各自最近的见闻，讨论社会与行业趋势，再从中推演一些新的商业想法。早期很多设想难免稚嫩，但这种讨论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，帮我形成了跨领域获取和整合信息的习惯，也有一些想法后来真的用上了。用现在时髦的话说，我是典型的 ENTP，这种通过交流不断联想、质疑、探索可能性的过程，本身就很吸引我。

二、元培求学：把“百家饭”变成综合判断

问：后来为什么选择北大元培学院的 PPE？这个交叉专业给您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？

答：政治学、经济学与哲学（PPE）是一个融合三个学科的交叉专业，强调跨学科的知识整合，也体现元培学院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理念。我曾半开玩笑地问院长李猛教授：咱们这个"百家饭"专业，什么都学一点，可在单科专家面前不够深，怎么办？他笑答，这个专业关键在于"会用"，不必和专家在对方强势的领域硬碰硬。"田忌赛马知道吧？你跟学政治的聊经济，跟学经济的谈哲学，跟哲学家讲政治，不就形成自己的优势了吗？"这段对话我印象很深。交叉学科的价值，不在于在每个领域都胜过专家，而在于能调动不同的知识框架，在学科之间建立联系、形成综合判断。

问：课堂之外，您在校期间还做过哪些实践？后来为什么把更多时间转向生命科学与医学？

答：我加入过校学生会双创部，全称是创新创业中心。同期在参加 BKTB 金融训练项目，课程设置比较注重实务，对本科生很有价值，我就推动把其中适合的内容引入北大，依托双创中心联合办了几届活动，也邀请清华、人大的同学参加，希望给同学们一个专业课程之外的金融实务视角。后来兴趣逐渐转向生命科学与医学，我把更多课余时间用在到生科学院和医学部学习、交流上，就没有继续留在学生会。

三、实业历练：大宗贸易的门槛在交割

问：毕业后，您为什么把大宗商品作为职业第一站？家族的经历和家庭教育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？

答：从我的理解出发，我愿意把我们家称为一个"创业家族"。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告诉我：作为家庭成员，我可以享有家庭提供的住房、出行、餐食等基本生活保障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资产未来会顺理成章地归属于我。基本保障之外，事业要靠自己开创，家族资源对我的支持也仅限于经验分享。这样的教育，是为了避免我将来只会站在资产负债表前评点经营，却不知道一线怎么执行、风险怎么承担、价值怎么创造，成为一个脱离实业与基层的"纸上战略家"。家族的事业起点在大宗商品领域，我也参考了这条路径。但对我来说，选择大宗不是简单复制，而是把它当作理解全球供应链和实业运行的一个入口。

问：在外行看来，大宗贸易似乎就是“买进卖出、赚取价差”。真正进入行业后，您看到的难点和壁垒是什么？

答：最容易的误解是"买进卖出、赚个差价"。大宗商品看起来是买卖，实际上连接着资源与产能、制造与消费，中间还横跨物流、仓储、结算、汇率、政策与价格周期。这个行业真正的痛点，不只是发现一笔交易的价差，而是在长链条、高波动、重履约的环境里，把货、钱、信用与风险组织好；真正的壁垒，也不只是信息和渠道，而是持续、稳定、可信的交割能力。

问：您刚才提到“交割能力”。如果不止把它看成一门生意，大宗贸易对您理解实业还有什么意义？

答：我把大宗贸易看作训练供应链思维、风险意识和实业理解的起点。一笔交易背后，可以看到全球分工；一次履约背后，是无数环节共同建立的信用。这个行业让我逐渐认识到，贸易不是实业的附属环节，而是连接资源、产能与需求的一种组织方式，它的价值在于跨越地域与信息差异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确定性。从这个入口理解实业，关注的不只是商品价格的变化，更是产业分工、供应链稳定性与长期信用如何共同支撑经济运行。

四、商业回报之外：公益资本的长期耐心

问：2018 年的奥马哈之行，为什么会让您开始认真思考商业回报之外的社会责任？当时最触动您的是什么？

答：在相关交流中，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了解比尔·盖茨先生及盖茨基金会在全球健康领域的工作，尤其是针对感染性疾病和被忽视疾病的长期投入。那次经历对我触动很深，也促使我第一次认真思考：个人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，还应该回应哪些超越商业回报的社会问题。

问：那次触动之后，您对创新药和医疗公益的认识怎样一步步深化？市场机制难以覆盖的部分在哪里？

答：随着理解加深，我越来越清楚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"市场愿不愿意投钱"的问题。创新药研发周期长、失败率高，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，需要科研体系、产业协同和长期资本共同支撑。市场机制能以可持续的方式组织研发和产业化，是医药创新的重要基础；但一些患者规模较小、支付能力较弱或回报路径不清晰的病种，也可能因此长期处在资本视野之外。真正的痛点不只是"药贵"，而是有些研究从一开始就很难获得持续投入，有些科学发现也难以跨过从实验室到临床的鸿沟。

问：在市场投入不足的地方，公益资本能够补上哪一段？

答：真正触动我的是，公益资本可以在尊重市场规律、坚持科学评估和资金效率的同时，不把商业回报作为唯一评价标准，为市场投入不足的领域承担早期风险、提供长期耐心。一个成熟的医药创新生态，不能只有市场一种力量，而需要公共科研、政策激励、产业资本与公益资本各司其职、形成合力。一个病种的患者可以很少，但对每一个患者和家庭来说，疾病就是全部。医学进步的意义，不应只写在市场规模里，也应写在那些原本容易被忽视的生命里。以我现在的能力，还谈不上改变行业格局，但这正是我发展事业的长期动力：我不希望用情怀否定商业规律，而希望用商业积累拓展公益的边界。

五、公益实践：把能力留下来

问：启迪控股本身有创新基地、产业资源和孵化体系。做公益时，怎样把这些既有能力转化为对受助群体的持续支持？

答：我们做公益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：不只是做一次性的捐助，而是尽量把已有的创新基地、产业资源和孵化体系利用起来，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就业、创业和职业转型方面的支持。

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，就是其中体系化程度比较高、覆盖范围也比较广的一项工作。2020年10月，启迪控股与退役军人事务部签约，成为全国退役军人就业合作企业。截至2026年4月，全国已有约200个启迪创新基地与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建立互动关系，40多个基地获得官方授牌；累计服务军创企业超过1万家，带动约4万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。

山东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（济南）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。截至2024年4月，这个基地已经举办了30多场线上线下招聘会，带动1500余名退役军人就业，培训退役军人3000多人；累计孵化企业70余家，并为11家驻园企业提供融资服务，融资额达到3490余万元。

到2026年，齐鲁军创基地又入选了“2026年度济南市高水平（特色化）创业孵化基地”，累计孵化企业170余家、服务济南市军创企业1000余家。同时，基地还牵头制定了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领域的团体标准，把过去单个基地积累的服务经验，逐步沉淀为可复制、可推广的行业规范。

除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，我们也把类似的方法用在乡村振兴人才培训上。2021年，由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联合主办、启迪之星承办的“乡村振兴旗手训练营”，面向吉林、广西和西藏5个脱贫县的800余名青年致富带头人和基层青年干部，提供了35门课程以及一对一帮扶指导，内容涉及产业规划、企业经营、资源对接和后续发展支持。

所以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，启迪公益的核心逻辑，就是把公益支持嵌入自身已有的科技服务和产业孵化能力。就业服务不只是提供岗位信息，还包括培训、招聘和后续对接；创业服务也不只是提供场地，还包括导师、融资、产业链资源和企业成长支持。我们更希望留下的，不是一次性帮助，而是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的服务体系。

问：企业体系之外，您还想介绍一个青年科研公益项目。它的发起背景和资助方式是怎样的？

答：对，本源公益基金。它由花蕾于 2021 年发起，2026 年起纳入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创公益基金会管理，主要聚焦生命科学领域，支持职业生涯早期的青年科学家。核心项目"青年 PI 助研金"为入选者提供 80 万元、五年的研究资助，在基金会章程允许的范围内，由受资助者根据科研需要灵活使用。除资金外，项目还通过学术研讨、资深科学家交流，以及科研与产业、投资界的连接，为青年学者提供成长支持。到 2026 年，这一项目已完成第五届评选。它的特点在于，支持的不只是一个具体课题，更是青年科研人员的独立探索与长期成长。很多青年科学家已经具备独立研究能力，却正处在组建团队、拓展研究方向、承受职业压力的关键阶段。给他们更稳定、更灵活的支持，也是在为基础科研保留自由探索的空间。

问：最后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，公益对您意味着什么？

答：公益不只是把资源送出去，更要把能力留下来。无论是帮助退役军人完成职业转型，还是支持青年科学家开展独立研究，真正长远的价值，都是让一次帮助沉淀为持续发展的能力，让项目结束之后，改变仍能继续。